配资交易 1949年，毛泽东去戏院看戏，指着一人说：你看，他真是一副奴才相

“1949年9月的一个晚上，北京城里秋风很凉。”毛泽东一边搓手取暖，一边对身旁的卫士说，“今晚这出《法门寺》有意思，你们看好了。”这一声叮嘱刚落，红灯亮起，帷幕拉开，台上那个演贾桂的小角儿低眉顺眼地站在太监刘瑾身旁。几句谄媚台词出口，毛泽东忽地前倾配资交易，抬手一指：“你看，他真是一副奴才相！”

很多年后，剧院里的人都记得这句话。可如果把镜头往前拉，人们会发现毛泽东对戏曲的钟情，远非一次观剧评论那么简单。

延安时期，窑洞里缺电，也缺娱乐，但鲁艺的学员用手摇留声机放唱片、用煤油灯排节目。晚上毛泽东坐在小板凳上，披一件旧棉袍，看高玉倩扮、马骥骑竹马演《打渔杀家》，常常看得哈哈直笑。有人问他为何酷爱历史戏，毛泽东回答：“古人也会犯错，也会犯懒。看他们怎么翻身，对我们有启发。”这句话说得很实在，听众也跟着点头。

1945年去重庆谈判，欢迎晚会排的正是梅兰芳《穆桂英挂帅》。主席在嘉陵江畔住下后，天天应酬，只有那一夜算开了心。梅先生披挂上阵，水袖翻飞，穆桂英一句“娘子请长缨”，让毛泽东拍案叫好。完场时，他轻声告诉周恩来：“好戏，不过在对方地盘，总归少点味道。”一年后延安有人重排这折戏，他连看三场，还让战士们学着唱，理由很简单：女将挂帅，象征“男女都能顶半边天”。

1947年西北转战，队伍几乎与敌军贴着走。葭芦河边歇脚，榆树刚冒绿芽。警卫员说敌骑已停止追击，毛泽东叼着旱烟筒，忽然低沉唱起京腔：“我坐在城楼观山景——”是《空城计》。士兵们先是一愣，随后轰然大笑，紧张一扫而空。有人回忆：“那几句戏，比一碗老白干还提神。”

时间跳回北京。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文艺界的老先生们陆续归来，长安大戏院成为新政府招待外宾的场所，也成了毛泽东“解馋”的去处。《法门寺》那晚，他坐在二排。戏演至刘瑾示意贾桂上座，贾桂摇手道：“小人站惯了，不敢坐。”毛泽东即刻皱眉。戏毕，他在车上对卫士们分析：“刘瑾坏，但尚有随机纠错的勇气；贾桂无权，却惯把膝盖跪软。这等骨头软的人，最可恶。”

这番点评并非随口。1956年他在政治局扩大会上谈民族自信：“有些同志在洋人面前弯腰成习惯，像贾桂一样，说‘我站惯了’。要打倒这种奴才气！”说完还用红笔在报告上批示四字：打倒贾桂。那年对外关系紧张，苏联专家摆着长子架势，毛泽东借戏中人物提醒全党“腰杆子要硬”。

戏剧对他来说从来不是茶余饭后的闲情，而是一把镜子。1958年北戴河会议，中苏龃龉显露，他让秘书再找《穆桂英挂帅》的片段播给与会者看：“看看人家女将的气派。”随后提出“全民皆兵”“半边天”的口号，干部们恍然，才知道主席为什么挑这出戏。

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，人称“七千人大会”。形势复杂，发言火药味重。毛泽东突然提到《霸王别姬》：“项羽不听劝，落了个别姬。我们有的第一书记若一意孤行，也可能别姬。”话音虽柔，杀伤力却足。会场鸦雀无声，有人当晚失眠，据说正是“挨戳痛”的那批人。

说到《霸王别姬》，毛泽东的情感颇为复杂。他喜欢项羽的豪迈，也戒惕项羽的刚愎。李银桥回忆，“主席看到虞姬拔剑自刎时，眼圈通红。”可刚擦掉泪，他又指着幕布半自嘲：“别看我掉眼泪，真工作起来，可不能学西楚霸王。”私底下，他将“霸王”一词当成对官僚主义的警示。

很多读者以为，毛泽东只爱老戏。其实不然。上世纪60年代初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展开幕，《芦荡火种》惹得他深夜提笔：“好戏！人物还要丰满，音乐需重新配。”导演按图改动，剧本焕然一新，毛泽东又亲改戏名《沙家浜》。这一改，奠定了后面样板戏的基调，也拉开了京剧现代化的大幕。我个人觉得，这恰是他“旧瓶装新酒”的艺术思路：形式可留，内容必须与时代对话。

毛泽东关心的不只是剧目，还有演员。1949年春天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，晚上安排京剧团慰问。二十出头的李和曾唱《失空斩》，念白铿锵。散场后，主席对周恩来说：“小伙子嗓子亮，未来可期。”第二天再看戏，他特意吩咐“让他自己挑拿手的演”。李和曾后来忆起此事，仍激动：“主席懂行，而且尊重艺术规律。”此后李和曾屡获提携，高派唱腔得以广泛传播，与那两晚的点拨有直接关系。

毛泽东也常提醒演员多读史书。他对李和曾说：“演诸葛亮得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否则难入戏。”这种“读史入戏”的观念，在当时并不普遍，却极大推进了京剧的学术化倾向。站在今天看，这与他重视“知人论世”的史学观一脉相承。

随着电影渐成潮流，戏曲市场日渐萎缩。毛泽东并未就此弃之不理。60年代初，他要求新闻单位加大戏曲报道比重；在外事活动中，仍优先安排外国朋友看京剧，而非电影。有人说这是“偏爱”，我倒认为是“护根”：民族文化要有根，根在戏曲，根断了，再多的银幕也难弥补。